驻京记者谈心得 - terre incognita

　　三月份还听了另一场讲座，几位驻京记者谈他们在中国跑新闻的体会，我做了一点笔记，写在这里。

　　主持人是新闻周刊驻京负责人，讲者有三位：NPR前驻华记者，卫报驻华首席记者，FT驻华首席记者。

　　NPR男说他亲戚来中国看他，走出机场后说，“哟，中国都已经有汽车了啊。”中国不是前线，不是战地，也已经不是没饭吃的赤贫国家，似乎就没“国际新闻”可做了。卫报男的妈来中国看他，走出机场后，环顾四周，对他耳语：“这里说话方便吗？”她以为中国是个老百姓处处受监视的警察国家。以上两例都说明西方人对中国现状的无知，也从侧面说明西方媒体的失职，看来这些驻华记者应该自我检讨一下。

　　那么，西方媒体报道中国是否有失公正？前方记者是否受到来自编辑部的压力，必须以某种预设角度和观点做某类报道，而不是遵循更普适的新闻原则？NPR男说他本人从未有这种压力，但他听说某西方媒体一位驻华记者就因忍受不了编辑部的主观偏见而听从内心新闻理念的召唤愤而辞职——如果把这个故事挖出来，很可以写篇“西方媒体如何透过有色眼镜看中国”之主旋律报道领卢布去。讲座过后两天就发生了拉萨事件。假如晚几天，西藏问题、中国人的民族主义问题以及相关的传媒伦理问题（media ethics）肯定会是大家特感兴趣、甚至激烈辩论的焦点。但在那天，这些被一笔带过了。

　　FT男毕竟出身财经媒体，他的话题围绕着新闻传播的消费渠道：纸媒会不会迅速消亡，被新（网络）媒介取代？与新闻从业人员密切相关的一个趋势是，未来记者的收入或许越来越多地与“点击率”挂钩，直接由广告户而不是报社发薪水。好玩的是，这个“报人”说着说着，出人意料地表达起对一份老派杂志（而不是报纸）的情感来——他不太介意将来大家都手捧一个iPod似的玩意读《纽约时报》，可是如果失去了舒舒服服陷在沙发里翻看16开《纽约客》杂志的乐趣，他会很不爽。看来FT男对新闻事业的感情相当有限，他说，人家《纽约客》上的文章，不花个数月半年写不出来，而且经过精心编辑，就是比报上浮皮潦草的东西好看——又有哪家报纸付得起一篇文章五万美元的稿酬呢？（天，五万美元！我马上想到了Peter Hessler，他一年写一两篇就可以在中国活得不错了。）

　　NPR男或许想暗暗驳一下FT男，讲了这样一件事：他曾和一位写小说、也写过中国题材的“非虚构”作品的作家聊天，对方不经意地透露，在一本关于铁路的书里，为了让叙述更精练，他有时会把三四个人物合并成一个。这位受过正规新闻训练的NPR男听了深受刺激——把甲说的话放到乙的嘴里让乙说，天哪，这叫“非虚构”写作？！

　　我不禁乱猜，这位写过中国铁路的作家莫非就是Paul Theroux？八卦啊八卦。

　　讲座变得有意思起来，触及新闻写作和非虚构文学的灰色地带，这是一个可以继续探讨的话题。

　　卫报男驻中国的头三年里因为报道涉及敏感题材被拘留过三次，但他说，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不算新闻从业人员高危国家。对他来说，那些作为消息源的中国人面临的危险比他大得多，所以如果要说记者在写作时存在不存在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他的体会是，除了出于保护消息源而必须在发稿前对一些人名和细节做技术处理外，他基本不存在自我审查的问题。

　　卫报男讲了几个数字：2002年外国驻华记者353人，2007年增加到750人，一方面说明中国报道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另方面也说明传媒工业的整体增长。奥运期间，中国官方预计正式注册的外国记者有一万两千五百人，未注册记者五千到一万。奥运前免不了会放宽新闻自由尺度，但这种解冻能否持续到奥运后？或者说，奥运之后中国会多大程度地在意识形态上收紧？NPR男和卫报男都认为，奥运后的若干年对中国未来趋势会是至为重要的历史阶段，奥运会这场盛大的马戏表演如果进行得顺利，对中国未来发展很有好处，反之，如果奥运变成一场灾难而且是全世界传媒发自北京的现场直播的灾难的话，中国会难堪无比，未来几年全世界会尝到被中国报复的滋味。

　　说到言论自由，就不太好玩了——尤其身处京城。我姑且听听罢了。

　　讲座结束后一个美国人和我聊了两句，就问我愿不愿意到她的机构工作。到底是京城啊，每次到城里来都觉得那么的热闹，那么多的happenings，那么多的机会。然而我也因此更加觉出住在荒凉的西郊的好处了——我需要这种反差不断提醒我，只有生活在荒凉中才能更好地欣赏热闹，不是么。